【TSNA專欄】

在珍珠港事件過後兩個月的1942年2月，加拿大戰爭措施法條例生效，賦予政府把「所有具日本血緣的人」集中到一塊沿著太平洋岸，約160公里長的地帶以便「受到保護」。那時候，每個日裔加拿大人只能攜帶一個裝著個人物品的行李箱。

有些人帶了家族的傳家寶，有些人裝滿了相片，但是沓掛「Ken」帶的東西特別不一樣，他帶了棒球釘鞋、捕手護具和手套和一套球衣。他依然記得剛拿到這套球衣時，只有八歲的他興奮地差點要穿著球衣去睡覺（他的隊友前川「Mickey」就這樣穿著球衣睡了一個禮拜）。那套球衣上頭寫了一個大大的「A」字，那是「Asahi」的縮寫，代表了一支差點被人遺忘的球隊─「溫哥華朝日隊」（Vancouver Asahi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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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7年，來自現在長崎地區的永野萬藏成為第一個移民加拿大的日本人，他先是成為一位捕捉鮭魚的漁夫，後來他搬到溫哥華為船隻裝卸木材。在此之後的數十年，越來越多的日本人來到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。相較於來自中國的勞工，加拿大政府認為以歐美為模仿對象的日本人，更貼近當地文化。根據1896年所作的統計，超過97%的日本移民都集中在加拿大西岸的英屬哥倫比亞省地區，他們的人數逐漸增加，到1920年代已經有約15,000人，而到了二次世界大戰開打前，更有約43,000人居住在溫哥華一帶，其中Powell街地區更有著「小東京」的稱號。

「人們在那裡感覺很自在，因為他們可以說自己的語言。」日系國立博物館與文化中心主任Beth Carter說：「到了1906年，一個真正的社群開始發展起來。女人開始抵達。家庭開始成長。」

一開始，日本移民主要是擔任鐵路和建築工人，後來他們開始從事漁業和造船業，接著也開始從事農業與商業活動。到了1920年代，日本農民擁有超過10,000英畝的農地，還製造了超過半數以上的船隻。儘管日本移民較為平和，但他們與當地加拿大人之間也慢慢產生了衝突，尤其是那些不願意拋棄日本文化和語言的第一代日本移民（被稱為「一世」）。而棒球，竟慢慢成了兩邊唯一的共通點。

加拿大第一場有記錄可循的棒球比賽舉行在1838年的安大略地區，但是要到了三十多年後才傳到西岸的英屬哥倫比亞省地區，隨著許多美國人因為淘金來到當地，棒球成了這些礦工的閒暇活動。1862年，英屬哥倫比亞省地區留下了第一次棒球比賽的紀錄，而溫哥華的第一場棒球賽則是在1887年。到了1905年，溫哥華有了第一支職業棒球隊，叫作「溫哥華馬醫隊」（Vancouver Horse Doctors）。

與加拿大西岸居民差不多同一時間，來自緬因州的英語老師Horace Wilson在1872年把棒球帶到了東京。六年之後，在美國念土木工程的平岡熙回到日本，也順帶把這項在美國流行的運動帶回日本，並且組織了日本第一支棒球隊「新橋運動家俱樂部」。

而在加拿大地區的日本移民在了解棒球這項運動之後，也慢慢愛上它。溫哥華在1908年有了第一支由日本移民組成的棒球隊「溫哥華日本人隊」（Vancouver Nippon Baseball Club）。1914年，在Powell街200號開服裝店和餐廳的宮崎松次郎成立了溫哥華朝日隊（Vancouver Asahi），綽號「馬車松」的宮崎並親自擔任球隊教練與經理。他們把溫哥華日本人隊當作偶像，與當地碼頭工人或消防員組成的棒球隊進行比賽。而當溫哥華日本人隊在1918年解散時，許多明星球員加入了溫哥華朝日隊，並且提高了後者的棒球水平。

1920年，時任朝日俱樂部會長的野村政太郎想出了一個點子，他從朝日隊選出了十多位明星球員，還從其他城市的球隊找來幾位球員組成明星隊，在1921年8月登上蒸汽船鹿島丸號，浩浩蕩蕩地回到日本進行友誼賽。

在日本期間，溫哥華朝日明星隊與日本幾支大學棒球隊進行了友誼賽，他們登上了東京的芝浦球場和北海道的柏野球場。在比賽之餘，他們參拜了廟宇，也享受了泡湯的樂趣。

這趟旅行，讓那些有移民加拿大親戚的日本人，有機會了解這些移民在當地的生活，而對於英屬哥倫比亞當地的日本移民來說，也有了嶄新的觀點，讓朝日隊更為受到歡迎。

而當他們回到加拿大時，朝日隊的球風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。相較於那些人高馬大的對手，日裔球員的身材較為矮小，力量也較差，比不上其他球隊的重砲手，但是為了與人高馬大的對手相抗衡，一壘手兼教練的宮崎「Harry」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球風—陣容更小，速度更快，比對手更聰明，他們在每次站上打擊區時都觸擊，並且拼了命地向前跑，在成功上壘後繼續積極盜壘。防守時，他們則利用熟練的轉傳，阻止對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。

當地報紙稱它為「頭腦野球」（brain ball），還說沒有其他業餘球隊比他們在球場上有更多暗號。為了這套戰術，朝日隊的球員總要很早起床訓練各種技巧，才能隨心所欲地將球點到理想的位置。

朝日隊的球員因此在聯盟中擁有安全觸擊次數最多的記錄，他們的上壘率和盜壘數也是聯盟之冠，有時他們能透過一次觸擊得到兩分，而某場比賽他們甚至在沒有擊出任何安打的情況下，以三比一擊敗對手。

從那時開始，朝日隊慢慢打出令人振奮的成績。他們在1930年到1933年間連續四年得到總站聯盟（Terminal League）冠軍，在1937年到1941年間五度拿下西北太平洋聯盟（Pacific Northwest）冠軍，在1938年，他們甚至包辦了布拉德聯盟（Burrard）、商業聯盟（Commercial）和西北太平洋聯盟的冠軍，成為三冠王。

1935年，當日本第一支職業棒球隊「東京巨人隊」來到加拿大時，他們也與朝日隊進行了數場友誼賽，當日本移民興奮地索取巨人隊球員簽名時，朝日隊球員的球技也得到了不少肯定，捕手安居「Reg」單場阻殺三次巨人隊球員的盜壘登上了當地報紙的版面。

除了「頭腦野球」的戰術，朝日隊也展現了團隊精神和自律的態度，他們不和裁判爭吵。這種態度開始吸引了許多當地球迷的尊敬。

「我們從不抗議裁判的判決，不論有多糟糕，如果任何球員對判決露出一丁點不滿的表情，我會使勁把他拉回來。」宮崎「Harry」說。

但是偶爾也有例外，在1935年總站聯盟冠軍賽時，因為主審的一個不公判決，朝日隊球員忍不住大吼，還有接近五千位球迷跨過圍籬，衝進球場表達抗議。這件事登上了報紙，那是朝日隊最後一次參加總站聯盟比賽，而這個聯盟也在隔年隨之解散。

但是隔年朝日隊參加商業聯盟冠軍賽時，類似的情形再度上演，主審宣稱朝日隊球員在擊出全壘打跑回本壘時，沒有踩到本壘板，因此沒收了得分。這判決導致兩隊球員拳腳相向，有位朝日隊球員用球棒打到主審的肩膀導致後者送醫，一千位日本球迷衝進球場。比賽因此取消，改隔日再戰。儘管朝日隊在隔天的比賽乾乾淨淨地擊敗對手，贏得冠軍，但當地報紙依然為此給日本移民安上了「暴力」的形象。

類似這樣種族歧視的狀況相當嚴重。日本移民沒有投票權，不能出任公職，也不能從事與法律或醫藥相關的某些職業，而即便朝日隊打出不錯的成績，當地報紙在稱讚他們時，依然會用上「日本鬼子」（Japs）等字眼，以顯示他們是日本人，不是加拿大人。當他們比賽時，場邊觀眾也會叫囂，說他們是「小棕人」（little brown men），某個對手球隊的教練，甚至在比賽時憤怒地指著觀眾，責罵他們為什麼不支持「加拿大人」的球隊。

但是隨著朝日隊的好表現，他們也得到當地居民的肯定，許多人蜂擁而至想要目睹他們的球風，而種族歧視的高牆也慢慢出現裂縫。

溫哥華出生的日裔加拿大作家，又名「Midge」的鮎川美智子說：「在那段日子，如果你是亞洲人，特別是在西岸，其他人會認為你幾乎是低等人。我們沒有投票權。有些地方你不能去。我想了好幾年為什麼我對戲院的回憶都是由上網下看的視角，那是因為我們只能坐在樓上。在那樣的世界要被平等對待，那是很難得的一件事。」

另一方面，朝日隊不止撞裂了種族歧視的高牆，也拆去了日本移民間心中的圍籬。

「在一世的父母親與二世的子女間，很難有關於政治、政府、哲學和宗教的深入談話。也許根本不可能。」同是日裔加拿大人的伊東「Roy」說：「棒球是大家都能討論的主題……那些日文報紙上的比數……朝日隊成為焦點，也是整個社群的驕傲。」

「我從前在五點，五點半從日本學校放學回家時，我會看到爸爸坐在右外野看棒球，午餐桶放在手邊。我會坐在那裡滿足地看著他，因為他感覺如此開心。當他看棒球時，會笑得如此開懷，我在家裡不常看到這景象。你知道生活很辛苦—生活是很辛苦的。」鮎川美智子說。

朝日隊的陣容越來越龐大，他們除了招募其他球隊的日裔球員，也在1920年代初期發展出自己的農場系統：9歲到11歲是綽號「三葉草」的「四軍」，12歲到14歲是綽號「海狸」的「三軍」，14歲以上則是綽號「運動家」的「二軍」。

加入朝日隊因此成為每個孩子的夢想，他們在上學之前和放學之後一起練習打擊，一起練習傳接球，也一起成長，而年長的朝日隊球員也會擔任這些孩子的教練，把朝日隊的球風和精神傳承下去。

「從小到大，打棒球是我們唯一有興趣的運動。」投手寺北「Mickey」說。

不只是孩子，秉持「一生懸命」、「我慢」和「頑張り」等明治時代理念的朝日隊，符合了日本移民的價值觀，成為他們的精神象徵。從1920年代開始，當地社群慷慨地捐贈金錢維持球隊營運，甚至捐錢蓋了一座宿舍。商人為球隊成員找工作，父母細心擦拭孩子的球具，連語言學校的校長夫妻也是朝日隊的死忠支持者。

1941年9月18日，當朝日隊得到勝利，拿下第五座西北太平洋聯盟冠軍時，那也是他們最後一場比賽。兩個多月後，日軍轟炸珍珠港，加上日軍進攻香港時與加拿大的援軍有了激烈對抗，讓日本和加拿大成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敵人，為了擔心集中在西岸的日裔加拿大人成為間諜，加拿大政府決定從1942年開始，將全部「具日本血緣的人」集中管理。

1942年冬天對這些日裔加拿大人來說特別寒冷，在許多集中營裡沒有自來水，人們只能在臨時搭建的棚屋或廢棄的建築物中遮風避雨，抵擋大雪紛飛的惡劣氣候。隔年春天，當他們熬過痛苦的冬天後，棒球再度成為他們尋求丁點樂趣的安慰。

許多朝日隊球員組織了球隊，代表各自社區進行比賽，球員和球迷第一次得到可以自由移動的權利，得以參與這些球賽。有些甚至是與當地加拿大鎮民進行比賽，打破了「交戰兩方」間的隔閡。

但是當大戰結束之後，這群日裔加拿大人卻無家可歸。加拿大政府在沒有得到他們允許下，擅自賣掉了他們的房產，因此他們只得各自四散，朝日隊的球員也不例外，許多人去到加拿大東岸發展，也有人選擇回到日本。

但是其中許多球員都沒有放棄棒球這條路。有些人依然在棒球場上奔馳著，也有些人脫下球衣，親自擔任教練。明星投手菅「Kaz」隨家人搬到蒙特婁繼續棒球生涯，成為唯一參加過蒙特婁皇家隊測試的日裔第二代棒球員。

而曾在1930年代同時擔任朝日隊球員和球隊教練，有著「跳舞的游擊手」綽號的山村「Roy」在高掛球鞋之後，擔任多倫多少棒隊裁判三十年。當他與波士頓紅襪隊傳奇球星Ted Williams出席同一場合時，全場給予山村起立鼓掌的待遇，連Ted Williams都和山村說：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給予裁判起立鼓掌。」

在溫哥華朝日隊漫長的歷史中，至少有超過八十位球員曾經穿上那套上頭寫了一個大大「A」字的球衣，還有許多人曾經擔任教練和球隊工作人員，他們寫下了日裔加拿大人的血淚史，也成就了溫哥華朝日隊值得紀念的地位。

2003年，溫哥華朝日隊入選了加拿大棒球名人堂，僅存的朝日隊成員來到多倫多藍鳥隊的主場接受肯定，加拿大國家電影局（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）並拍攝了以溫哥華朝日隊為主題的紀錄片「Sleeping Tigers: The Asahi Baseball Story」。兩年後，他們再度入選英屬哥倫比亞省棒球名人堂。

2011年9月18日，在朝日隊最後一場比賽的70週年紀念日，一塊敘述這段歷史的匾牌在他們最初的主場Powell街球場（現址為奧本海默公園）揭幕。

2014年時值溫哥華朝日隊成軍一百週年，由石井裕也導演，妻夫木聰、龜梨和也和宮崎葵等人主演的「球場上的朝陽」也在溫哥華及日本上映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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